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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A講座丨埃里克?德?沙塞:繪畫的死亡

時間: 2019.11.16

“繪畫的死亡”是藝術史上被持續討論的話題。20世紀初期以來,抽象性就被認為是繪畫死亡的標志,二戰后,巴奈特?紐曼(Barnett Newman)、盧西奧?豐塔納(Lucio Fontana)和阿德?萊因哈特(Ad Reinhardt)等藝術家再次提出了這些主張。20世紀60年代,繪畫在西方世界被觀念藝術、簡約藝術和表演藝術等取代,并成為那個時代的普遍敘事。2019年11月1日14點,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舉辦講座“繪畫的死亡”,邀請法國國立藝術史學院教授、院長埃里克?德?沙塞(éric de Chassey)再訪這段藝術敘述,講述為什么眾多藝術家同時停止了繪畫,為什么其中很多人又在20世紀70年代“重返繪畫”, 從而使當代藝術的敘述變得復雜化。本次講座由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教授邵亦楊主持。

抽象繪畫導致“最后的繪畫”

埃里克教授提到,抽象繪畫的故事與繪畫的終結或藝術的終結密不可分,20世紀初期的幾位抽象藝術家很快預見了抽象繪畫描述性和象征性功能的消失,抽象的基本要素將無情地導致“最后一件繪畫”的創作,并導致西方藝術的傳統畫法終結。1917年,蒙德里安轉向完全抽象,他創作了一系列完全不涉及外部世界的作品,并認為這些作品可能成為觀眾精神生活和現實生活的范本。馬列維奇也在1915年彼得格勒的展覽中展示了他的至上主義作品:白色背景上的簡單形狀的繪畫。根據馬列維奇的說法,他們創造了新現實的序幕。在之后兩年,他將系列作品達到畫質極限,他將這些繪畫構思為他的“最后一幅畫”。 從1928年到1935年馬列維奇去世,馬列維奇真正重返繪畫,也重回形象化,希望成為烏托邦的一部分。但在1932年被斯大林殘酷地制止,蘇聯政府進行了嚴格的控制。

馬列維奇之后,美術史出現第一個“最后的繪畫”。亞歷山大?羅德琴科(Alexander Rodchenko)創作了三幅單色圖像:純紅色、純藍色和純黃色,并全身心投入布爾什維克革命。在當時的俄羅斯,繪畫是為新政權的極端支持者而死的,而新政權卻支持以更傳統風格制作宣傳畫的藝術家。列寧去世后,政權放棄了烏托邦式的設計,才使得繪畫重獲新生。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抽象表現主義成為備受關注的藝術趨勢,當抽象凌駕于繪畫之上時,第二個“最后的繪畫”也出現了。國際表現主義運動的擁護者包括:波洛克、皮埃爾?蘇拉奇(Pierre Soulages)、盧西奧?豐塔納和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

視覺藝術實踐

20世紀60年代,少數畫家提出繪畫的終結源于還原為單色,這種看法后來成為全球性現象。在邏輯上,他們提出了圖像的對象本質和繪畫作為媒介的特殊性;在繪畫自我分析的過程中,人們質疑繪畫形式與繪畫媒介的相關性,并提出了過時的可能性。那時畫家將美學帶入倫理學,藝術創作受到美學思想和道德思想的控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發表了文章《作者之死》;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在1958-1959年的演講中強調“從根本上摧毀或損壞作品的前景”是“當代藝術的標志”;莫里斯?布蘭科特運用文學分析擴大了它的范圍,并納入了視覺藝術,他指出“每件藝術品都已成為對其起源的一種焦慮和無限自我尋找”。從那時起,我們一直生活在“當代”體制下,在這種體制下,各種形式的美學以個人折衷主義的方式或多或少的共存。

杜尚在1913-1915年創作的現成品藝術導致藝術創作領域被不成比例地拉長。20世紀70年代末,杜尚的影響變得清晰,即在制造一件藝術品的過程中我們可能會喪失物質投入的資格。繪畫僅在埃爾斯沃思?凱利(Ellsworth Kelly)、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等少數人中幸存下來,在宏大的敘事被解構的情形下,繪畫成為一種可能的視覺藝術實踐。

重返繪畫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由于種種原因,有幾位畫家認為畫畫不再可行,直到稍作休息后才恢復繪畫。如果認真考慮他們暫停繪畫和重返繪畫的時間巧合,會發現他們的決定不是偶然的,不是藝術家被針對的個人原因。通過思考這些藝術家和藝術創作,我們可以避免目的論和規范性敘事的重復。因為他們表明,在他們那一代,他們的藝術旅程太過獨特,無法被納入嚴格的框架。

20世紀60年代,隨著抽象表現主義的出現,第一批抽象畫家退出了繪畫領域。他們提出了美國評論家哈羅德?羅森伯格提出的理論的激進版本,并被全世界行動派畫家視為一個共同的真理:“在畫布上跳躍的不是畫,而是事”,他們完全跳過了畫布階段,只專注于現實空間中的事件或動作。                                    

文/陳同玲
圖/胡思辰、韋江月
(資料圖由主講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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