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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A講座丨戴維?詹姆斯?羅克斯堡:1419-22年的帖木兒-明代使團

時間: 2019.11.5

2019年11月2日晚六點,由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主辦的講座“1419-22年的帖木兒-明代使團”在中央美術學院7號樓紅椅子報告廳開講。講座主講人為美國哈佛大學藝術與建筑史系教授、系主任,美國國家藝術史協會主席戴維?詹姆斯?羅克斯堡(David J. Roxburgh),主持人為中央美術學院藝術史教授、人文學院副院長邵亦楊。講座中,羅克斯堡教授重點講述了15世紀初帖木兒王朝和明朝之間的一次特殊相遇,以及如何導致中國藝術元素被采納到帖木兒藝術中的。這遠不是對中國藝術的模仿,而是涉及到一系列藝術的“重新編碼”,帖木兒藝術家渴望在這個過程中改進他們的靈感來源。

羅克斯堡教授圍繞著帖木兒王朝在1419-22年一次出訪明朝的外交活動展開演講,由淺及深地對三個問題進行闡述:他首先展示了在出訪之前,帖木兒王朝與中國明朝的外交背景;接著他依據當時的一位藝術家吉亞特?阿爾丁?納卡什(Ghiyath alDin Naqqash)出訪時記錄的日記材料,詳細介紹了1419-1422年帖木兒王朝使團出使中國的路線與所見所聞;最后他通過圖像對比向聽眾展示了中國藝術品對帖木兒藝術的影響。

帖木兒王朝與明朝的外交背景

在1419年沙魯克派遣使者出使中國明朝之前,帖木兒王朝與中國明朝的關系一直處于時好時壞的狀態。羅克斯堡教授提到,在洪武統治時期(1368-1398年),帖木兒王朝與中國明朝經歷過一段蜜月期,直到1395年洪武誤讀了一封聲稱帖木兒向他屈服的信——這引起了帖木兒的不滿,直到永樂年間,兩位統治者的關系都十分疏離。

在帖木兒于1405年去世之后,明朝永樂皇帝竭力保衛西部邊疆,通過朝貢系統促進與其他王國的貿易。1409年與1410年先后均有明朝使團到達并前往赫拉特,但由于當時永樂皇帝的一個錯誤建議,兩國外交又陷入冷戰期,直至1413年,交流重新恢復,兩國使者多次出訪,這在永樂使者陳誠的日記《西域記》與其詳細的著述《西域藩國志》中有記載。

在官方信件與畫作的記載中,1417年中國使節帶給了沙魯克許多禮物和金錢,獵鷹,綢緞,絲綢(或金色錦緞)、陶瓷和食物,在法西?赫瓦菲(Fasih Khwafi)記述的歷史中,中國贈送的物品多了灑金紙等——其證據出現在一系列1415年至15世紀50年代早期的手稿創作中,中國的紙張被愛惜地用于整個十五世紀帖木兒王朝的宮廷手稿之中。

帖木兒使團的中國行

帖木兒使團于1419年12月4日從巴爾赫(Balkh)出發前往北京,1422年8月28日返回,藝術家吉亞特?阿爾丁?納卡什一路跟隨。一路上他詳細的日記材料被列入了帖木兒的官方歷史,包括事件、道路狀況、建筑、城鎮、要塞等,他所目睹的一切都被記錄在案,這成為羅克斯堡教授此次研究的重要依據。

使團從撒馬爾罕(Samarqand)前往塔什干(Tashkent),往賽蘭(Sayram)的北部路線前進,進入莫臥兒人用作夏季牧場的尤杜茲草原(Yulduz Prairie)——這條路線大致相當于當時的北方絲綢之路,他們到達烏魯木齊和吐魯番,又前往卡拉赫瓦賈(Qara Khvaja),再繼續向東南方前進至酒泉和甘州,沿著長城以南方向穿過甘肅省河西走廊。

在吐魯番,阿爾丁首次提到寺廟和佛像,其中一個佛像有十歲男孩大小,還有由信徒創作的畫作被排成一排,戰斗中的惡魔形象出現在門的兩側。酒泉在阿爾丁的日記中被賦予了更豐富的日常生活描述:羊肉和豬肉在市場上并排懸掛表明了這還是一個非穆斯林世界。酒泉被堅固的高墻包圍著,有許多集市。瞭望塔在城墻頂上以相同的間隔建造,還有許多整潔的寺廟,英俊的男孩們站在門口,呼喊人們進來。阿爾丁在描述酒泉時帶有明顯的民族志傾向。進入甘州(現張掖),阿爾丁描述了當地的一個寺廟:內藏一個臥佛,后有十大弟子群像,旁有十八羅漢等塑像,皆栩栩如生。羅克斯堡教授將這座寺廟認定為張掖大佛寺,因為大佛寺涅槃佛與尺寸都與日記中描述相近。張掖木塔也被阿爾丁挑選出來在日記中詳細描述。

下一個有著更多記錄的是正定隆興寺,它從592年起建于隋朝,971年重建于宋太祖時期。阿爾丁能夠從不同的位置和高度觀察佛像,并指出人們可以進入每層樓的外部空間。他寫道:“他們的畫筆好像有魔法,寺廟墻上的畫都以精湛的專業知識和技藝完成?!眱芍苤?,使團到達北京,阿爾丁描述他在明朝宮廷中的所見所聞,他總結道:“那個地區(北京)的石雕、木工、繪畫和制陶工藝都是無與倫比的?!笔箞F在北京呆了近六個月,離開之前,永樂回贈布料、銀錠、紙幣、馬、箭和矛等禮物,這些中國物品流入帖木兒對當時帖木兒藝術的轉變產生了一定影響。

使團交流對帖木兒藝術的影響

從赫拉特帖木兒工作室的諸多圖紙可以看到帖木兒藝術家對動物和植物主題的研究,藝術家通過反復改編本土和國外的作品,用“印花粉轉印法(pouncing)”技法對設計紋案進行轉移,羅克斯堡教授從永樂青花瓷瓶的圖案中找到了相似性,同時明朝的螺鈿漆托盤也為帖木兒藝術家研究鳥類和花卉主題供了可能性。帖木兒藝術家還從中國雕漆中汲取靈感,比如永樂漆器的圓形構圖與花鳥主題被運用到帖木兒繪畫當中,他們還嘗試在其他媒介中(皮革、木材和石材)模擬漆器浮雕的效果。羅克斯堡教授認為,中國藝術通過漆器為帖木兒藝術注入了新的血液,中國物品激發了帖木兒藝術家將一種國外媒介的藝術效果融入另一種媒介中,留某些視覺主題,并在其中加入本土的元素——這促成了新的美學效果的創新。

一些帖木兒繪畫的圖像被認定為源自“羅漢”,雖然再現了中國原作圖像的效果,但并沒有意識到中國白描畫的價值和意義,帖木兒藝術家將自己宗教文化之外的他國藝術重新編碼融入自己的藝術中,用一種象征意義代替了另一種象征意義。

在阿爾丁的敘述中,建筑和裝飾材料以及中國藝術家的技藝是反復出現的話題,在面對自己宗教文化之外的創造時,他表現出極大的尊重和興趣,這種態度為自由和富有創造性的藝術文化奠定了基礎,對阿爾丁時代以及之后帖木兒藝術家的作品產生深遠的影響。講座尾聲,在場觀眾踴躍提問,圍繞當時帖木兒王朝與中國明朝之間的文化交流與主講人展開了積極互動。

文/張沈彤
圖/胡思辰
(資料圖由主講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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