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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A講座丨彼得?邁克爾?呂恩:藝術法的理念——反思與個案

時間: 2019.12.17

近日,國內首個藝術法國際論壇在中央美術學院正式開幕,論壇旨在通過國內外藝術法學者之間的交流促進藝術法教學與科研的發展,同時加強藝術法研究與法律實務的結合。11月27日晚,德國杜塞爾多夫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科學與藝術研究院的彼得?邁克爾?呂恩(Peter Michael Lynen)教授受邀在中央美術學院5號樓A107教室舉辦講座,講座主要通過具體案例的分析對藝術活動和法律的關系展開討論。本次講座在中央美術學院藝術管理與教育學院黨委書記楊杰的主持下展開。

主講人彼得?邁克爾?呂恩曾任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的副院長,他介紹道,在這所歷史悠久的藝術名校中誕生過許多先鋒式的人物,藝術家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就是其中之一。博伊斯從1961年開始在杜塞爾多夫學院雕塑系擔任教授,他在教學過程中嘗試討論藝術、民主政治和大學教育在社會中的作用,鼓勵學生去發現日常生活中的創造力,并呼吁社會開展針對公眾的藝術教育。這些理念影響了博伊斯關于“人人都是藝術家”的主張,進一步促使他向藝術類學校的招生和教學制度發起挑戰。博伊斯首先將矛頭指向自己任教的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1972年10月,他組織了一批落榜者霸占了招生部門的辦公室,強迫校方錄取他們,博伊斯因此被解雇,不過,學校仍保留其教授的名譽和工作室的使用權。

呂恩認為博伊斯這一“反叛”舉動反映了20世紀的激進藝術觀念與學院派規范之間的沖突,這種沖突逐漸演化為對公共秩序乃至法律規范的挑戰。在這一背景下,藝術法研究進一步得到關注,法律的制定者、實施者都意識到這樣一個問題:最具強制性和普適性的法律規范如何在復雜多樣的藝術活動中發揮其效用?針對這一問題,呂恩接下來通過不同的案例展開了多方位的探討。

第一個案例來自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的一件學生作品,該作品用核彈頭的形狀表現清真寺塔的尖頂,借此批判當時的宗教恐怖主義以及伊朗核問題。在2006年學校舉辦的展覽上展出時,這件作品被某些媒體進行了煽動性報道,進而引發一些宗教極端主義者的不滿,他們指責該作品冒犯了其信仰,并對學生和校方進行電話恐嚇。

校方在了解情況后,認為這一作品觸及到敏感的政治和宗教問題,如果在適逢校園開放日的展期內繼續展出作品,將有可能給學校帶來危險。但是校方未作出決策,作者便因輿論的重壓而主動撤下了這件作品。按照德國的法律,如果校方強制撤下這件作品,作者可以控告校方侵犯其創作自由的權利?!皠撟髯杂傻倪吔绲降自谀睦??”呂恩認為,雖然這起事件并未引發真正的沖突,但卻能讓我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

第二個案例與著作權相關:19世紀的瑞士籍藝術家阿諾德?勃克林(Arnold B?cklin)曾起訴他的一位委托人擅自讓另一位畫家修改了他的壁畫作品。法院判定,雖然這幅壁畫作為委托人房屋的一部分,其物權屬于委托人,但作品不受修改和破壞的權利高于物權,故勃克林勝訴。

這個案例雖然發生在德國著作權保護法誕生之前,但卻成為了藝術家維護著作權的一個典型,“著作權高于物權”這一理念在德國現今的著作權保護法中也延續下來,除非遭遇不可抗力,任何對作品的修改和破壞行為都構成對著作權的侵害。但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受到法律的保護,德國的著作權保護法所保護的“作品”就有兩重限定,首先是“人的精神創造”,也就是說動物、人工智能的創造不能稱之為“作品”。其次,“作品”要包含“制作行為的發生”,比如杜尚的《泉》是對現成品的直接挪用,德國法律不認定其為“作品”,但畢加索用單車部件改裝制作成的《牛頭》則被認定為“作品”。 

藝術品交易往往涉及到復雜的民法,為了更直觀地呈現藝術品交易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呂恩邀請現場觀眾來模擬第三個案例的發生場景:某位畫家在作品未完成時與買家A達成交易,作品定價為5萬元,雙方約定兩周后交付。但在這兩周內,買家B以50萬元當場購得了這幅作品。面對這樣的局面,買家A是否有所損失?如果有,買家A又該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

呂恩分析,在這個案例中存在著兩份合同,分別確定了畫家與買家A的債權關系和畫家與買家B的物權關系。買家A沒有取到畫,說明畫家沒有按照合同履行交付作品的義務,由于合同里的那幅畫已歸買家B所有,畫家也無法繼續這項義務。在呂恩看來,因為買家A實際上從未獲得過作品的所有權,畫家只是“欠”他一幅畫,所以在法律層面上他并沒有物質損失,他只能通過證明自己在精神或其它方面有所損失來進行索賠。呂恩認為,就兩場交易中作品價格的差異來看,這位畫家似乎只會在道義上受到譴責,無論法院如何判決,他都會是獲利的一方。

在上述三個案例中,藝術家都充當著重要的角色,但藝術家只是藝術活動的一小部分,藝術法研究同樣關注更廣泛意義上的藝術文化活動和與其相關的法律環節。諸如文物保護工作、藝術文化項目中的法律問題都在藝術法的研究范圍內。

納粹德國曾大量劫掠被侵略國的文物,二戰結束后,這些文物流散到私人收藏家或各大博物館中,時至今日才逐漸被發現。呂恩解釋道,這些文物的歸屬問題已超過追訴時限,硬性的法律無法對其生效,但還可以利用“軟性法律”,比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的國際公約。在德國,文物歸屬問題通常不會訴諸法庭,而是運用國際公約進行談判或協商。另外,呂恩還介紹了德國的法律中關于文物認定的兩種方式:直接參考已有的文物調查結果,或者判斷此物對民族和文化是否具有特定的意義。

“一所美術學院策劃了一個在銀行舉辦的展覽,那么在學校和銀行之間,誰才是主辦方?誰負責去簽訂贊助方的協議?如果展覽作品遭到破壞,誰來承擔主要責任?”呂恩通過這個例子說明,在具體的藝術文化項目中,藝術文化機構的工作者往往需要接觸許多看似與藝術并沒有直接聯系的法律規范。除了上述的權責歸屬問題,藝術文化項目的開展還必須遵守稅法和預算法以及新聞業、出版業、娛樂業的行業法規。當然,在受到國家對藝術文化項目或非營利組織的稅費優惠政策。 

有觀眾提出:“藝術法似乎并不是一部法律,好像是由不同的碎片拼合而成,如果真的是這樣,藝術法會不會在未來被別的法律完全‘吞沒’?”針對這一問題,呂恩表明,藝術法確實不是“部門法”,它是不同法律的“橫截面”,而且藝術法的實踐往往牽扯到多方利益,很難統一于一部明確的法律。不過,藝術法有其自身的方法論要求,“從事藝術法的研究與實踐,不僅要先成為一名合格的律師,還必須對藝術和文化有充分的理解,后者是其它法律無法關注到的一個重要層面?!?/p>

講座尾聲,呂恩指出藝術活動和法律的三重關系:藝術活動需要法律的保護、藝術活動挑戰著法律、藝術活動影響法律的發展?!耙圆┮了篂榇淼挠^念藝術一方面挑戰著已有的法律規范,但同時也讓法律開始關注那些被擴展的藝術概念,從而完善法律自身?!彼囆g家們根據想象力創作出帶有個人特質的藝術作品,而法學家們致力于構建規則和秩序、公平與正義以及法律的確定性,兩者都是在自己的系統內對世界做出的判斷,且不會將自己局限在片面的視角中。我們在看待法律時,不應該只把它看成一種限制,還應該注意到法律也是一種“建構”。

文/胡子航 

圖/現場圖由主辦方提供 

作品圖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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