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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雙喜:以人為本——觀中央美院雕塑系研究生學歷班作品有感

時間: 2010.12.8

數年前熊秉明先生在中央美院舉行講座,有人問到為何二戰以后西方當代雕塑中很少見到人的形象。熊先生的回答很有唯物主義的味道,大意是說,二戰后雕塑家沒有條件做人物石膏、翻鑄青銅像,在城市的一片廢墟中,雕塑家只能找到各種廢鋼鐵,所以就用這些廢鋼鐵切割焊接,發展了一代抽象金屬雕塑。但是熊先生認為,在這些金屬雕刻中仍然有人的存在,那就是人的精神、人的氣質。熊先生的解釋雖然很新穎,但我仍然未能釋懷,為什么世界人口越來越多,雕塑家們卻對人物和人體越來越不感興趣,是不是羅丹、馬約爾、布德爾等人已經把人做到了頭?這個問題其實揭示了西方藝術從古典主義到現代主義的重大轉型,這就是以人為中心的古典主義人文理想在現時代所遇到的重大挑戰,那種對人的贊美、對人的主體性的高揚,以及由啟蒙主義所宣揚的人對自然的征服性的主體地位,受到二戰后普遍的懷疑主義的質疑和解構,人體的美與個體形象的典型性遭遇到普遍性的人類的困境,不再成為雕塑家關注的重心。雖然還有賈柯梅蒂、西格爾對人的存在困境的關注,漢森和安德烈在六七十年代從真人身翻模,創造出一種模糊了真實與虛幻、生活與藝術的界限的超級寫實主義雕塑,但西方雕塑的主流不再是人體與寫實人物。

但是人的主題在西方藝術中從來就沒有淡出過。近20年來,西方當代藝術中人的形象大量出現在攝影、影像、行為、裝置與觀念藝術中,例如貝克羅夫特(Vanessa Beecroft)組織一大批模特兒在展廳中肅立,其實可以理解為一種新的雕塑形式。它表明了藝術作為人的生存狀態的呈現,仍然是藝術家所不能忽視的,現代主義對材料與形式語言的關注,只是為當代藝術準備了更為有力的表達基礎。近十年來,雕塑藝術中人物形象特別是著色人物形象的出現有增加的趨勢,這表明當代雕塑在后現代多元文化的影響下,正在以新的眼光審視藝術史中豐厚的寫實雕塑資源。在中國當代雕塑中,隋建國、楊劍平、于凡、向京、瞿廣慈、李占洋、梁碩等人,關注現實,以新的方式重新闡釋人的主題,可以視為寫實雕塑的突圍,開拓了我們的思路。

蔡增斌等人作為中央美院雕塑系研究生學歷班的成員,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與藝術史背景下,展開了他們對寫實雕塑的探索。從他們的創作來看,當代寫實性的雕塑有著廣泛的空間,從高保真的超級寫實到不乏戲謔的變形與夸張,從不同的材料到豐富的色彩,只要是面向生活,以人為本,就會有廣闊的題材,充分的表達空間。當然,在他們的雕塑作品中,即使是有人的形象出現,也多是提煉出來的類型化與符號化的整體形象,這確實是當代具象雕塑與五十年代以來的寫實雕塑的重要不同點。例如蔡增斌的《地鐵》與《車展》繼承了西方教堂中的彩塑人物傳統,但他所表達的與其是人物的雕塑,不如說是某種獨特的社會場景與商業氛圍,因此,作者甚至淡化了人物的五官刻畫,而著重于多人物的空間與戲劇性的場面再現。李忠的《藍色族群》表達了現代的青年生活,以高度概括的人物動態,非常時尚化地表現了人在當代流行文化與消費潮流中被塑造成的無個性的勻質化狀態。林子杰的《人與舟》構思奇特,符號化的人物仰躺在舟中,舟又連續性地下滑,有一種強烈的動勢,是上升還是墮落?正像作者在《行進中的動態》這一作品中所表現的兩個孩子,他們在高速的滑行中,要保持自身的平衡,這顯然不是一個日常生活的小景與贊美,而是表達了現代人在速度化的生活中的處境。比較起來,楊萬海算是相當古典的,他老老實實地做男女人體,并將其作品展示出來,似乎習作性較強。其實不然,他將人物名之為《亞當、夏娃》,具有相當的人文內涵,試想,將民工的形象置于高臺,賦予紀念碑的形式,醉翁之意豈在人體?葉仄輝的《有靈性》是一件讓我感動的作品,它使我想到電影《馬語者》中的少女葛麗絲·麥克琳,馬與少女之間有著無聲的語言與默契,人與馬共舞,以身體語言親切對話,如此舒展與優美的雕塑,是近年來不多見的詩意性的表達,它表現的是人與動物、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東方人文理想。也許田喜的《野蠻女友》最具有當代藝術的特質,即表達當代人的交往困境,高度逼真的人物與實物的運用,在看似真實的感受中卻有某種陌生感,這是一種現時代的普遍感受,人與人之間的信息與人際交往日益密切,但內心的情感交流卻日益困難,這在田喜的《黑白猜》中更為鮮明,在表現伊拉克戰爭與人質的視頻作品的兩側,密集的不同手勢具有不祥的氣氛,暗喻了未來的不可知。

研究生學歷班的這幾位青年雕塑家的創作,驗證并增強了我的一個信念。對于中國當代雕塑來說,寫實性的雕塑不僅是學院里的教學基礎,它所具有的綿長而豐厚的歷史,是當代藝術家表現時代生活的極為重要的文化資源。想一想蔡國強的裝置作品《寫生課》與《收租院》,我們就可以理解,只要從當代文化的層面反思我們的生活,探索新的觀念與表達方式,具象雕塑完全可以對當代生活做出有力的闡釋。

2004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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